这可能是这几年看到过的对中国现实抨击最猛烈、最直接、最不留情面的国产纪录片，而足本318分钟的长度也足够考验了一个观众的耐心。在这五个小时的时间里，需要经历不断的从视觉到心理的冲击，接触到中国社会最隐秘、最残酷、最催人泪下的一面。赵亮为此付出了十年的努力，而我们仅仅需要五个小时聆听，这完完全全是值得的。
冲着这一份责任心及其内容上的极大真实和犀利，我觉得上*访一片配得上五星。哪怕导演心疼各方面材料而在剪辑和逻辑上有所牺牲，某些时候，尤其是第三部分，看起来格外琐碎而冗长，降低了材料的震撼力，但光是前面两个部分，已经是中国纪录片现实精神的最强音，这种高度不止停留在技巧或思考深度上，而更多地在于它前所未有的直面和揭露现实的能力。
先说说第一部分众生。在这段大约1个多小时的故事里，赵亮对上*访人群做了一个全方面的描述。节奏快，扫描面广，不在于深度，而在于拼接的广泛展示。在这个部分里，交杂了各类上*访人的各种故事，他们动机不同、性格不同，却走向相同的归宿。作为观众，会迅速地被一系列罕见的难以想象的苦难包围，并为之压抑和愤怒。在视觉上，可能会令观众产生不适感，最可能的就是两个被火车撞死的逃亡上*访者，特写残酷到几乎产生本能的排斥感。
抱有对上访一片的期待，我并不希望它成为一个单方面的密集的苦难展览，那样不仅是片面狭窄的，也必将沦入控诉而无所克制的地步，对上*访及推广开去的权利呐喊也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帮助。这部纪录片的开始尽管很精彩，但仍在这个轨道之内，不得不说此时我一直是自我警醒的。在付出近似于不可控制的同情和愤怒之前，首先观众应保持面向创作者和保持旁观者的冷静清醒。
因此，众生的一系列节奏感极强的故事拼接之后，那段结尾是我格外喜欢的。大年夜，家家团圆，烟花齐放，在一小片黑暗的上*访村里，一对老人带着辞旧迎新的喜悦来面对根本看不清人像的破电视，春节晚会的贺词响起，整个国家在CPC领导下满心欢喜地向前——这是苦难间歇的乐观，是国家话语与底层命运的奇妙交织，是中国特有的魔幻现实主义力量，在这一刻，上*访已经超越了作为纪录片的功能，而无意中勾勒出了一种特定时代的诗意。
第二部分则是赵亮花了十多年时间，跟踪一对上*访母女拍成的个体案例，是全片最有情感共鸣的一段，看得无数观众泪洒当场，当然我也不例外。母亲带着婴儿来京上*访，为了不明不白死去的丈夫，时光流逝，女孩渐渐长大，走向青春期，也航向与母亲完全不一样甚至站在了对立面的命运旅程，难以预知的是，其间意外地揭开一宗巨大的政治阴谋，给了泱泱天朝一记无比响亮的耳光。
当女孩被信访局长纳入升官发财的阴谋之路，当她读着党*报上假造的榜样通讯，当张羽突然在电视上出现讲述这个被推为宣传典型的局长，作为体制内的媒体人，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极为强烈的羞愧和内疚。而在女儿与母亲迥异的人生道路中，作为同是83年生人，我隐约体察到了90年代以后经济转轨和改革风行所带来的巨大代价，那是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必须付出的成长的惨痛代价。
当母女相逢，多年艰辛抚养的委屈、多年孤独上*访的坚强，都在那一刻化解，那种对人生、对命运无法描述的复杂感慨，使上*访一片产生了不可抗拒的情感共鸣，无论观众是否曾经经历过这种分道扬镳或独力挣扎，那种以时间为成本观察得来的感情让这部片子在真诚上无可置疑。这可能是上*访在情感上最为核心的价值，是它超过了其他很多在感性的内心体验上刻意淡薄或干脆无力承担的作品。
第三部分略有精彩桥段，但总体来说可能是因为时间太近，功课和剪辑都很仓促，情感上和前两段重复，观众产生了疲惫感，节奏控制相当粗糙，我个人更是觉得部分被访者有面对镜头的表演欲望，与此同时，它更是试图直接给出一个如何改变的答复，这些都使第三部分成为了上访的遗憾，不客气地说，有味同嚼蜡的感觉。应该选出最精彩的段落，如德先生教材，和第一段合并重新整理，将大部分啰嗦的删去，全片必定可以更有力量。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希望赵亮在上*访中加入更多的视角。比如，不仅限于上*访者，而将更多空间给予上*访者的周边人群，有可能的话甚至是对立面—— 截访者、信访局、收容所等。又比如，在上*访者中间，一部分如他所说，是付出了一辈子的金钱和精力家破人亡坚持上诉的，但也会有上*访成功的（可能动用了非常手段）、无法坚持最终放弃的，这些也有助于全面理解这个人群。不过这些都不能掩盖上*访的锋芒，赵亮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一个伤口内挖掘到了大脑和心脏。
所以，瑕不掩瑜，我仍然要说，如果你有任何机会可以看到这部作品，不管是318分钟的完整版还是120分钟的海外展映版，它绝对对得起你为之放弃的其他可能是娱乐或消遣的时光。但我请求看到这部作品的每一个人，在评论和推介时格外小心分寸，尤其是像豆瓣条目或社区论坛之类的公共领域，以保证赵亮这部心血之作可以更好地口口相传下去，而不为他或相关条目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我看来，它极为珍贵，但很可能会失去哪怕是出版音像制品的机会——保护它，就是保护那些最卑微的上*访人，保护一段Harmony社会的另类历史。
赵亮说《上访》
2009-05-29 10:39:15 来自: 山坡羊
关于《上访》
赵亮（以下简称“赵”）：现在的这个片子有两个版本，2小时的国际版和5个多小时的国人版，两个小时的版本从技术层面上应该是比较专业的，从颜色矫正到字幕合成，尤其是声音的剪接和混录，下了很多功夫。而国人版由于时间和资金方面的原因还要等等才能最后完成。
记者（以下简称“记”）：国人版和国际版之间，表达的东西有差吗？
赵：我觉得总体要表达的东西应该没有差。
国人版有很多细节，我觉得国人是需要看到的，国际版（短版）就不能太过于细节，该省的就一笔带过， 另一方面，对于外国人来说，很多细节由于国情或者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其实是没必要赘述的。
记：本片的素材特别多，多达四五百个小时，是什么时候开始拍的？
赵：96年秋天的时候，大概11月份，那时候我跟几个朋友住一个院子，当时20几岁，那时侯年轻人来北京，都是文艺青年那种感觉，有搞摄影的，画画的，做行为的。我刚在电影学院进修结束，也想开始拍点东西。有一次刘铮（搞摄影的），来小院喝酒聊天。他跟我说，你去南站看看那些上访的，那才叫精彩。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就去了，于是就开始了这10多来年马拉松式的拍摄。
那些人一开始要接触是挺难的，各种想法的，什么人都有。因为是刚开始拍片子，涉及到选择人物的问题，当时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但直觉上觉得有对母女，一老一小，将来肯定是有意思的，女孩那个时候10几岁吧。所以就一直跟拍她们母女。直到后来女儿也跑了，母亲也经常找不到人，大约2004年左右，我开始展开来拍，那时是上访高峰期，下岗的房屋拆迁等问题，来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矛盾冲突很激烈。所以又增加了许多人物。
（还是在那个地方？）
对，都是围绕南站周边。其间拍摄方法也有很多变化。有一阶段，就是把机器往那一架，就让他们自己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拍了很多这样的访谈，那时是想做一个大型的录像装置，比如用几十个电视同时放映这些人述说自己的经历。到06年左右，南站地区开始改造，这标志着上访人在南站一带的生活将告一段落。我感觉到片子应该在新南站建成时结束了。所以我把南站改造的过程也纳入了拍摄。最有意思的是，在南站扩建的过程中，原来上访村旅馆的老板的房子被强拆了，最后他也搭个棚子开始上访。我记得上访人经常说的一句话，今天是我们上访，明天就有可能是你们……
记：当中拍摄也是断断续续的……
赵：肯定是，我这么多年还做些别的。肯定不能天天拍的，天天拍会死人的。
实际上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拍这东西，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要赶紧撤。我的摄影助理不是帮我拿机器帮我干什么，是帮我放风，看看有没“点子”，有没有“干扰”。（碰到这种情况多吗？）几乎没有正面冲突，几乎都是看到了，及时撤离。
我是很谨慎的，一直特别谨慎。其实拍摄时的心理压力很大。 上访的朋友也有些算是我的“眼线”，有什么事他们也会给我打电话，拍的时候也会帮我看周围的情况。
我每次去拍摄前都要下很大的决心。拍一次回来真的特别累。今天要拍截访了，要尽量穿得像截访，要拍上访的，就要尽量穿得像上访的。几套行头，拍摄也尽量低调，尽量拿小机器。
记：都用什么样的机器？
赵：一开始是松下的那个 “大眼睛”，就是当时所谓的DV，后来主要用PD150，中间，有难度大的时候，会用更小的，前后用的机器有10来款。
记：这么多不同机器拍摄的素材，对于后期处理是不是会很麻烦？怎么解决？
赵：倒也不会，反正DV质量也不高，后期把色调调整统一就好了。在这个片子里质量不是最重要的，能拍下来就是幸运了。
其实对我来说每分钟素材的得到都是不易的。
记：10几年来，比较集中的拍摄年份是？
赵：早期的时候，96、97、98到2000年，主要是那对母女的故事。然后是04年以后。
记：拍摄过程中，上访的人认为你是媒体还是？
赵：他们要么认为我是媒体，要么认为我是中央派下来考察民情的，要么就是间谍。
记：你跟他们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是不清晰的？
赵：对。有时候我冒充学生的身份，这样更容易进入他们，不然，很难进入他们。认识的没事，不认识的，就会骂我不让我拍。因为经常是一有人拍，（电视台曝光）他们的棚子很快就被拆了，把他们东西都拉走了，有些人认为都是我干的（曝光），呵呵。最麻烦的事就是解释我的身份。
记：所以，拍摄时你经常被拒绝？
赵：对，经常。早期还好，他们认为有人要给他们伸冤给他们鸣不平；后来，他们越来越不相信记者不相信拍摄的人了，他们认为是电视台来曝光的，拍摄难度到后来就更大了。当然我的主要人物没有问题。
记：那对母女的上访结果怎样？
赵：上访的结果有时侯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互相之间的让步，现在不是和谐社会嘛，两边互相和谐。经过这么多年，那么多事，有的也厌倦了，相互让一步，就有可能解决，但是解决率特别低。我拍摄这么多年知道解决的不过二三个。
关于那对母女，母亲后来一直关在精神病院里。奥运前夕，妈妈又被关进精神病院了。那女孩当时已经结婚了，她把母亲保释出来，当地政府答应每个月给她妈妈500块钱，但是要保证不要到北京上访了，还答应在她家乡给她妈妈盖个房子，但是也一直没有盖。基本上也是不了了之了吧。但那位妈妈一直表达一个愿望，还是要上来。
记：记录上访10几年来，最初的就是听一个朋友说挺有意思的，所以开始拍了，现在你对上访怎么看？
赵：其实这十来年接触上访人对于我来说相当于上了一个社会大学。
最开始就是好奇，第一次看到他们的状态就把我震住了。接触到他们那个人群后，好多案例以及他们的遭遇，开始你会觉得不真实，可能是他们编造的，因为好多迫害太难以置信，真的不可思议，光天化日下怎么会发生，怎么可能发生比电影里还离奇的事情；刚开始我真的觉得他们有受迫害妄想症或者精神病什么的。比如一个老人伸出手给我看，手指变形，指甲脱落，他说在监狱里给他用江姐的刑，指甲钉竹签。他的睾丸被捏碎了，也不再长胡子了。还有一个青海的大妈，声嘶力竭的跟我述说地方政府为了阻止她上访，把她的衣服扒光让她光脚在结冰的湖面上跑，肉皮都沾掉了流着血……可是你仔细看她的材料她的证据，是不容置疑的。从中我了解了很多的社会现象，其实也是我学习成长的经历，也让我成熟很多。每个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从访民的结构状况中都可以折射出来。比如近些年的国企改造出现的下岗问题，城市改造过程出现的房屋拆迁问题，当然由于司法腐败造成的侵权也是很重要的上访来源。还有这几年上访焦点矛盾是，信访案件属地管理的原则，于是出现了“接访”，访民称为“劫访”；就是让地方政府把他们属地的访民接回去，让他们回地方去解决问题；按上访人的话就是把杨白劳的案子让黄世仁来解决，这怎么可能解决呢。所以案件越积越多，来到北京的人也越来越多。
关于纪录片创作
记：你的几部影片《告别圆明园》《罪与罚》《在江边》，现在的《上访》，大都关注个体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
赵：这个应该是不自觉的。我实际上特别害怕体制。我有天生的体制恐惧症。不知道为什么，我最怕去某个什么政府部门办事，比如护照啊，驾照这些事情。我一看那些面孔我就会气愤。我总是有这样的感觉，那张网若有若无，当你稍微触碰他，你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并且强大无边，平时你可能感觉它离你很远甚至是感觉不到的；我自己从骨子里就一直较着一个劲，我是一直反抗任何体制的。
记：能否说，这种比较直接的内心深处的情感和认知，使得那些片子下意识不自觉地的去关注个体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
赵：我爸每次给我打电话总是一句话，干什么都行，就千万都别和政治沾边，从小就提醒我这件事。在我眼里政治是非常可怕，非常黑暗的东西。其实，人的所思所想，是和周围环境有关系的，每天，你的日常，在街上，人的状况，社会的状况，你无法回避。我是鱼，就会感觉到水温……
记：这样你会很痛苦，非常矛盾……
赵：谈不上痛苦，但是我认命；生活嘛，有时候觉得，如果你都不想表达，你干什么去？！就是表达嘛，说出你的认识，你的看法，你的态度！
记：能否这样说，你已经从最初的下意识去表达记录现实，表达社会关系，到现在已经内化成你非常自觉的一种社会参与意识。
赵：但我其实真正并没有参与什么，只是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来表达，来做这么一个工作。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一代人要负起一代人的责任；如果在我们眼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没有影像的记载，我们的后代人不知道，那这代人就是缺失的，不负责任的，那我们的下一代人会瞧不起你，每一代人要承担起他那一代的责任。
有次，杨超和我聊天，说到有次放《寻找林昭的灵魂》，有个80后的女生就说你们这些老帮子现在还在谈这些过去的问题，是不是有病啊；杨超说他心里面觉得震惊，他们怎么会说这样的话，难道他们没有感情吗，没有感觉吗。但是，杨超就认为这是我们70年代的人没有做好接力棒的事情，没有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他们，所以他们不知道。他在自省，我觉得这是好的态度，他不是在责骂他们无知。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做，我们是有罪的。
记：所以对你来说，他无关政治，而关乎历史和社会责任？
赵：政治是方方面面都涵盖的，如果要从历史来看，每个朝代更替都是瞬间的事情。每个历史都要有正常的书写，尤其我们的国度，我一直坚持用这种民间的方式来补充历史。
记：你认为纪录片是一种历史记录？
赵：其实，这讨论到一个真实性的问题。对我来说，只存在导演观点的真实。有个所谓的导演的客观。真正的客观是不存在的。你的角度可能是真实的一部分，你把机器摆在那里，角度和构图决定了你的真实，我希望作品能承载一些社会性，但不敢奢求能做到多少，只是希望至少能用一个作者的观点告诉观众，有人这么想，有这么个角度来给观者提供一个参考。
关于创作的转变
记：所以说做纪录片的时候，作品的社会性并不是你第一关注的？
赵：这个主题应该不会改变，但是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我会继续探索。我现在更注重作品的表达是否优雅，从作者的心态到完成的作品，这种优雅更是一种尊严。
记：你说的“优雅的表达”，换个说法，是否是说视听制作要达到一定的工业制作水准？
赵：从心态到技术都需要。
记：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创作心态的转变？
赵：主要是我的审美观的原因吧。我希望更靠近内心的东西，更心里的，真正是创作出来的东西。
记：会不会变得要预先思考一个题材后……
赵：但也是开放式的，而不是一个故事大纲就这么拍了，只是有个大的方向。下一步我想拍个关于精神的东西，我自己的，到这个年龄我也需要寻找自己精神归宿的问题，我可能首先要去旅行，在全国范围内到处走走看看，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点，大概有个框架，初步想法就是这样，到时候在具体的点可能会产生具体的内容。
记：之前拍的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未来将更多对于内心精神的追求？
赵：没有那么明显的差别，现在的想法只是我当下需要的，到这个年龄，我想每个人在到了一个年龄阶段时都需要在内心思考你自己，民族，社会，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能不能说纪录片创作进入到你的内心深处，成为你的生活方式了？
赵：是否叫纪录片无所谓，我的方式就是用影像的媒介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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